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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发展简史和十四五进展

保护生物学的发展史

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作为一门学科，源于西方历史上发生的惨痛生态灾难。上世纪中期，盲目工业化的恶果逐渐显现，一系列生态事件接连爆发：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20世纪40至60年代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水俣病与骨痛病事件……这些灾难不仅危及人类健康，导致病痛、死亡与恐慌，也加速了许多动植物的灭绝。一批科学家为此奔走呼号，推动社会关注生态保护。与此同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与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等著作问世，促使公众开始反思盲目发展导致的生态破坏。

1978年，出于对热带地区森林砍伐、物种灭绝和遗传多样性丧失的担忧，美国科学家迈克尔·E·苏勒（Micheal E. Soulé）和布鲁斯·A·威尔考克斯（Bruce A. Wilcox）牵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组织了“第一届国际保护生物学研讨会”。1980年，他们主编出版了保护生物学领域第一本教科书——《自然保护生物学：进化生态学展望（Conservation Biology: An Evolutionary-Ecological Perspective）》（此书中文版由中国林业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1985年，“第二届国际保护生物学研讨会”召开并成立了国际保护生物学学会，同年12月，苏勒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什么是保护生物学？（What is Conservation Biology?）》，文中提出了保护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包括：保护生物学的定义、保护生物学是危机学科、以及提出了几个关键的假设（包括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和伦理推论）。尽管40年来，这篇文章的观点被很多人质疑，但它无疑是保护生物学的一个里程碑。1986年9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史密森学会支持下，美国华盛顿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生物多样性论坛”（National Forum on Biodiversity），超60名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农业顾问等参会，数百人参加了小组讨论，大量观众观看了媒体报道，引起了社会轰动。由于这次会议的成功，“Biodiversity”（生物多样性）一词作为新发明的科学术语获得了首次推广，如今这个词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术语了。1988年，这次会议的成果汇集成了一套论文集——《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主编是著名的生物学家和科普作家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这是第一部以“生物多样性”为题的著作。

1987年，保护生物学学会创办并发行了《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期刊，保护生物学学科正式成立。1990年中国科学院钱迎倩先生在《生态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生物多样性》的短文，首次正式将“生物多样性”这一术语引入中国。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地球峰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认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号召成员国采取行动遏止生物多样性丧失，大会上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标志着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环境和法律概念。

尽管保护生物学以及生物多样性作为学科及术语起源不足50年，我国引入西方生物多样性保护概念至今不足40年，但是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思想源远流长。《礼记·曲礼下》曰：“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不猎取整群野兽、保护幼崽和鸟卵）。”《诗经》曰：“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春季禁伐、抚育森林）。”《孟子》曰：“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反对用密网捕鱼、提倡按季节伐木）。”《荀子》曰：“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设置专职官员，按季节开禁，养护自然资源）。”中国古代哲学中尊重自然、天人合一、崇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深入人心，这种思想不仅仅出于保护资源的功利价值，还是一种万物和谐的秩序感带来的安全感和审美体验。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早在苏勒的《什么是保护生物学？》一文中就指出：“保护生物学通常被视为一门危机学科……保护生物学家可能不得不在尚未完全掌握理论依据和实证基础的情况下，就保护区设计与管理等问题做出决策或提出建议……容忍不确定性常常是必要的。”由此可见，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而言，实用性、有效性、及时性至关重要。由于资源有限，我们不得不优先保护其中最需要保护的物种。保护优先级评估就是辅助决策者决定该优先保护哪些物种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会给出明确的物种保护名录，让保护行动可以聚焦到数量较少且具体的物种上。过去，往往是科研人员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提出一个保护建议，由于存在专业壁垒，决策者未必能够及时关注到这些建议。那么，为什么不能将保护的模式改成以决策者为中心呢？让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管理主体部门牵头，委托科研人员开展保护相关研究、提出保护相关建议，这样就能将研究、决策、资助和执行环节打通，让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更容易落地、更可控。

基于这一思路，2005年，云南省结合本省珍稀濒危植物保护实践经验，联合科研单位首次提出“极小种群”的概念。随后的数年间，这一概念进行了逐步完善。2013年，极小种群野生植物（Plant Species with Extremely Small Populations，PSESP）研究与保护领域第一部专著《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实践与探索》正式出版，明确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定义、概念和基础理论，即，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指：种群数量少（远低于最小生存种群）、生境退化或呈破碎化分布、受人类干扰严重、面临着极高的灭绝风险的野生植物，一般认为成熟个体总数少于5000株、且每个独立种群的个体数少于500株的野生植物符合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定义，其中，成熟个体数量少于1000株特别是少于100株的物种需要优先关注。

2009年，云南省编制了第一个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和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紧急行动计划（2010-2015年）》，对62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开展抢救性保护。2012年，国家林业局组织编制了《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实施方案（2011-2015年）》，方案中包含了120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云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基金资助了首个国家级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研究与保护项目“极小种群野生植物高风险灭绝机制及保护有效性研究”（U1302262），项目资助是吸引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进入某一领域开展工作的重要举措。

这种以主管部门为核心、主动推进项目资助与执行的保护模式，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理论创新，更符合我国国情。它以保护实践推动理论发展，以科学理论指导项目规划，并通过项目资助激发管理部门与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体现了中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行动的智慧。实践表明，该模式显著提升了保护效率。2010年至2021年间，仅云南省就实施拯救保护项目120余个，建成30个保护小区（点）和13个保护研究基地，漾濞槭、巧家五针松、华盖木等67种野生植物得到有效保护。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工作还对大量珍稀濒危植物的野生资源状况开展了系统调查，丰富了资源本底数据，如2017-2022年科技部支持下开展的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中国西南地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调查与种质保存”（2017FY100100）对241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或疑似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开展了详细的野外考察、获得了最新的一手数据。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农业农村部更新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自1999年以来首次更新），漾濞槭等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出现在了名录里。同年，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专家对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进行了更新，更新后的名录含101种物种，于2022年发布了《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规划（2021-2030年）》。2022年，国家林草局公布了《“十四五”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建设方案》。

那么，四年过去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进展如何？“十四五”期间，云南省乃至全国的保护行动又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01

名录制定与物种保护技术加速走向标准化

2022至2025年间，多项重要标准相继发布，包括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制定规范》（DB53/T 1428-2025）、国家标准《珍稀濒危植物保护与恢复技术规程》（GB/T 46339-2025），以及巧家五针松、长蕊木兰、华盖木、滇桐等物种的育苗与组培繁殖技术规程。这些标准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方面已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生物多样性保护正从“项目化”探索迈向“标准化”治理。或许有一天，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也能像工业流水线一样，成为常规、可靠且效果可预期的工作。

02

抢救性保护项目资助常规化

2022年至2025年，云南省林草局每年发布《云南省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申报指南》，通过稳定资金支持，推动对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及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拯救保护。202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林草联合基金将“珍稀濒危与极小种群植物的遗传多样性形成和适应机制”纳入到了资助内容中。这些项目使科研工作者、基层林草部门、保护区能够开展物种调查、监测、专类园建设、人工繁育、野外回归等一系列研究和保护行动，既激发了基层能动性，也促进了管理部门与科研单位的合作。

03

保护工作本身也在扎实推进

“十四五”以来，云南省已经完成了《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2021版）》内101种植物的野生资源摸底，建成12个专类园，成功繁育78种、共20万株种苗，设立33个保护小区/点，恢复生境近3万亩，并对30种植物实施野外回归与种群重建。在全国层面，已设立5个国家公园、300余处保护小区/点，100多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德保苏铁、杏黄兜兰等300多种濒危植物实现野外回归。2023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云南省科技厅支持下，举办了首届“极小种群野生植物野生植物保护与利用国际培训班”，20名“一带一路”国家学员参加了培训。回顾保护生物学的发展历史，国际会议的召开是学科发展的必要环节。这些成果表明，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正在稳步、系统地推进。

与西方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相比，中国的保护行动源于不同的行为动机、文化背景与治理逻辑：前者起源于经历过惨痛教训之后的社会运动，而后者则更多是出于对文明发展的自觉需求，由政府、社会各界自发推动形成。

从现有成效来看，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应继续走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尽管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理论仍有完善空间，但在共同努力下，这条路必将越走越稳、越走越长。

文字：陶丽丹

编辑：潘彦丽

审校：陈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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