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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文化，源远流长。直到东晋，长年征战，北方破败不堪，人们只好向没有战火的“南蛮之地”迁移，这便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次民族大融合经济格局大变化的“文化南移”现象，以致宋代文化中心由黄河中下游转移到长江中下游。

书院发展也随着这一格局的戏剧性变化而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来，长江流域的书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高于黄河流域，此时长江流域书院达一千多所，形成了上将中上游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长江中游汉江平原的荆楚文化、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吴越文化。

南方部族多，文化混杂，远离朝廷，因此思想活跃，文化环境相对宽松。所以在后面的社会变革和历史革命，我国南方城市要激进得多。从汉朝的王充、宋朝的范仲淹、明清的“实学四大家”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再到魏源、毛泽东，都是南方新思想、新观念的代表。维新思想在长江流域最突出的变化便是教育领域，“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强烈要求废科举，兴学校。长江中游推行新政最力的湖南在此时创办了时务学堂。

长江流域自此形成了重视教化的风气。有蜀郡守文翁的“仁爱好教化”，建立了我国最早的郡级官学；有刘表设官学，求儒士；有丹阳太守李忠“起学校，习礼容”；有会稽太守张霸提倡教化，“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

隋唐时期，南方尚文重教、重学问乐教化蔚为风气。因此在沅陵，唐太宗剌建大唐龙兴讲寺。

关于龙兴讲寺，有这么一段描述：在古代，设立讲堂讲习学问，每所讲堂，均有堂舍树间，相当于学校的教室。《后汉书．明帝纪》载:"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后来佛家传经说法的处所也称讲堂.北魏杨炫之《洛阳枷蓝纪．建中寺》载：“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寺中讲堂，主要由僧侣向佛学弟子或善男信女讲解佛学经典。沅陵龙兴讲寺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即位称帝第二年下旨修建的专门用于传授佛学的寺院。专门用于传授佛学的寺院。讲寺之所以用龙兴为名，是比喻帝王之业的兴起。《尚书序》载：“汉室龙兴，开设学校，九五飞龙在天，犹圣人在天子之位，故谓之龙兴也。”由此可见，唐太宗敕建江南讲寺并赐名龙兴，是有其深刻政治含义的，是希望籍此通过佛法传播，感化“判服无常”的西南群蛮，实现教化一方，稳定一方，进而达到稳固朝廷对江南的统治，使国家更好的集中力量镇压边疆各民族和反唐势力，保障大唐帝业迅速兴起。不失为英明睿智之举。龙兴讲寺也因此为唐代建筑最早的佛学书院，后来直到玄宗开元六年（718年），才建立丽正书院，725年更名集贤书院，比龙兴讲寺要晚建90年。以宋代著名的岳麓、白鹿、石鼓、应天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为例，它创建于宋开宝八年（973年），要比龙兴讲寺晚建345年。而在此之前，世界上还没有发现建筑年代明显早于岳麓书院的学院。

南方长江流域的重视教化和书院的发展，大大推动了文化发展。明代的教育，达到了中国古代教育最完善最成熟的高度，书院教育和私学以南方为发达，且深受生长并盛行于长江流域的阳明学派的影响！这就不难理解沅陵虎溪书院的历史发展了。

关于沅陵虎溪书院也有详实的历史记载：明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自龙场谪归，道过辰州，喜人士朴茂，寓龙兴讲寺弥月，与武陵蒋信字道林者往来讲论，题咏山水。进士唐愈贤从游，得闻致良知之学，士人兴起。嘉靖二十三年（1544），阳明门人辰州郡丞徐珊与邑宪副王世隆建虎溪精舍。祠内石刻文成公像，横额书公绝句。

隆庆中郡守徐延绶增置学舍。崇祯初，守道樊良枢拓舍宇，更名阳明书院。明末兵燹废。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郡守迟瑞构数楹故址。雍正四年（1726）郡丞黄澍复修。十一年，沅陵知县赵念增在其中设义塾，改为虎溪书院。后屡经修葺拓新为教学之所。民国时期，常年驻兵，房舍逐年颓毁。新中国建立后，1956年定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因长久失修而撤销。1986年国家文物局资助，县财政拨款，在原址仿原式建砖木结构房舍一栋，辟为县博物馆陈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