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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庐山: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三次会议

媒体:大美庐山  作者:内详
专业号:庐山保护区 2022/4/27 14:22:25

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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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70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先后在庐山召开三次重要会议: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1961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70年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三次庐山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期间留下的经验和教训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深刻总结和铭记。

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1959年6月上旬,中央曾决定,7月初在河南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内容有两项:一、总结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二、调整修改1959年的国家经济计划指标。

不久,毛泽东决定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在江西庐山举行。目的是使会议的参加者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远避炎夏酷暑,认真学习,并能在会议期间得到稍事休息。因此,筹划中的此次会议,被称之为“神仙会”。

6月28日,毛泽东到达武汉乘“江峡”轮,29日到九江。同乘“江峡”轮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人。当日清晨,毛泽东登上庐山,下榻“美庐”别墅。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人民剧院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委负责人等共69人。

关于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原拟定了所要讨论的问题,共十八个题目:一、读书;二、形势;三、今年的任务;四、明年的任务;五、四年的任务;六、宣传问题;七、综合平衡问题;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加强工业企业的管理问题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十、体制问题;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十二、公社食堂问题;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十四、三定政策;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八、国际问题。

当《讨论问题》打印稿送呈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作了大量修改,还增加了1个讨论问题:团结问题,从而《讨论问题》成了19个。并在“讨论问题”前,加上了“庐山会议”四个字,于是此次会议议题成为《庐山会议讨论问题》。“庐山会议”由此而定名。

7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对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作了讲话,对19个问题的讨论定下了基调。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调整经济指标,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家计划等。他认为1958年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需要继续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成绩是占主导地位的,应该充分肯定。对于1958年以来的工作以及目前的形势,认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7月3日开始,参加会议人员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组,分别举行小组会议,根据《庐山会议讨论问题》进行讨论。

毛泽东登上庐山后,写了气势磅礴、隽永悠长的七律《登庐山》,大家争阅传诵,感染而发,庐山一时诗风大盛。董必武作七律《初游庐山》、《游玉渊记沿途所见》,朱德作七律《和董必武同志初游庐山》、五绝《庐山云雾茶》,林伯渠写了七律《庐山即景步董老初游庐山韵》、填词《浪淘沙·庐山即景》,谢觉哉写了七绝《游海会秀峰等处》二首,陶铸写了七律《和董老游庐山诗》,康生写了《朱履曲·仙人洞》……这些诗词,既是对庐山奇秀峻逸的歌吟,反映出庐山会议初期的氛围,又为庐山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为研究庐山会议的进程留下了历史的观照。

7月12日,彭德怀想同毛泽东当面谈谈自己的看法,某些原因未能如愿,于是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作了批示,印发给会议讨论。各会议组讨论的结果,不少人赞同彭德怀的意见,但也有人对信中意见,直接提出了批评。7月23日,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等人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扭转了会议方向。由此,会议气氛急转直下。7月29日,毛泽东召集各大区负责人开会,宣布将要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全会议程有两项:一是更改指标,二是路线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于1959年8月2日至16日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同志14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从8月3日至6日,全会连续举行分组会议,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揭发批判。8月16日,全会举行闭幕大会。会议通过了3个决议1个公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此外,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决定:《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1961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集中研究了调整国民经济问题,着重讨论农村工作,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会议修改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制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等。

会议于6月12日上午结束。毛泽东发表讲话,再次对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作出反省。提出,庐山会议后被整错的人都要平反。并要求把他的讲话传达到各省各地方。他认为“共产风”发生的原因:一是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二是“五个大办”(即大办水利、大办文教、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当前一件最为重要的事,就是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在座的都是先生,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毛泽东建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8月。他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他决定二上庐山,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讨论了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

作为1961年北京工作会议的延续,此次会议继续纠正“大跃进”以来中央与地方工作的严重失误,采取果断措施,制定工作条例。

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作出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工业企业管理的一些指导原则。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七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会议讨论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又称《工业七十条》)。9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的指示》,各地开始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由邓小平主持,李富春、薄一波具体组织制定的。条例明确规定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系统地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提出了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条例是当时整顿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一个重要文件,至今仍有重要借鉴作用。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又称《高教六十条》),以及《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于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试行。条例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学术水平;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等等。条例对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和与会同志先后到含鄱口、仙人洞、花径等景点参观游览。9月9日,毛泽东欣然赋诗《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9月6日,叶剑英赋诗一首《五老峰》:

庐山云雾弄阴晴,伐木丁丁听有声。

五老峰头偏向右,东方红后见分明。

会议闭幕当天,毛泽东应邀书写了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赠给庐山党委: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会议期间,与会同志还先后观看了江西省赣剧团演出的赣剧《还魂记》、《西厢记》、《西域行》、《梁祝姻缘》、《拾玉镯》和庐山京剧团的精彩演出。

1961年是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的岁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召开,使一度忽视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得以回归,管理工作开始迈入规范化、条理化的道路。

这次会议,对于国民经济坚决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拉开了在此后三年中国经济调整的序幕,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走上了稳定健康的轨道。

1970年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列席会议9人。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在北京召开以后,毛泽东考虑把工作重点放到政府工作方面。1970年3月,他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事宜,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在庐山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程有两项:一、讨论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拟提交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

1970年8月19日,毛泽东第三次登上庐山。同日,周恩来第五次登庐山。林彪、陈伯达、叶群等于8月20日上庐山。8月2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常委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出席会议。这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毛泽东认为,目前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除了讨论修改宪法、经济计划问题外,还应增加一个形势问题。由此九届二中全会议程为三项,并决定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讲形势问题,康生报告宪法修改草案。

8月23日下午3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院开幕。林彪抢先发言。他避开会议议程,不讲形势问题,而是极力阐发“天才论”,并主张设国家主席。

由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大谈“天才论”,从而改变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和安排。8月24日上午大会听林彪的讲话录音;下午,分组学习讨论林彪的讲话。

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华北组、西南组、中南组、西北组会议上领先发言,同时宣讲引用由陈伯达编选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充分肯定和拥护林彪发表的讲话,赞扬林彪的讲话是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

毛泽东觉察到林彪的企图,于8月25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并作出了三项指示: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二、收回会议第六号简报;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8月31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印发给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代表,严厉批判和揭穿了陈伯达称“天才”的骗局。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闭幕会上,毛泽东就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全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加强团结,要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但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不能让步。他要求革命、生产、战备都不能松懈,要认真抓到底,为1971年开始的“四五”计划打下良好的基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国家计划会议和一九七〇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并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推翻原定会议议程,采取利用设国家主席问题进行了突然袭击。而毛泽东却抓住陈伯达的问题,进行严厉地批判,从战略上打乱了林彪的部署。会后,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受到批评。

1970年9月9日下午毛泽东离开庐山,数百名庐山各界群众闻讯汇集在日照峰隧道口两侧路旁欢送。14时30时,毛泽东在日照峰广场前下车,步行前往广场,亲切接见庐山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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