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旅游

摘要

自1992 年生态旅游概念引入中国以来，经历了理论介绍到本土化探索的过程，并不断推动中国生态旅游的实践发展。本文以1992-2015年间公开发表的中国生态旅游研究成果为基础，采用系统综述方法，对筛选的1493篇中文核心期刊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从生态旅游基础理论、生态旅游资源、生态旅游市场、生态旅游开发、生态旅游作用与影响、生态旅游管理与政策等6 个方面对国内生态旅游研究展开述评，最后展望了今后中国生态旅游研究需关注的8个方面研究议题。

1 生态旅游基础理论

1.1 定义和内涵

自1993 年王献溥(1993)首次表述Ecotourism 的中文释义后，不同的学者或者组织机构基于不同角度阐述生态旅游的内涵(杨开忠等, 2001)。比如卢云亭(1996)认为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原则为指针、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为取向所开展的一种既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边缘性生态工程和旅游活动；郭来喜(1997)认为生态旅游具有六大特征，分别对应自然性、独特性、文化性、高雅性、参与性、持续性等方面；吴楚材等(2007)认为，生态旅游是城市和集中居民区居民为了解除城市恶劣环境的困扰，为了健康长寿，追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在郊外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去保健疗养、度假休憩、娱乐，达到认识自然、了解自然、享受自然、保护自然的目的。每个生态旅游定义表述都有一定的实践依据和理论背景，也都有不同的侧重和强调重点(卢小丽等, 2006)。据文献被引次数和下载次数，较具代表性文献见表2。

尽管定义很多，但综其观点，可归纳出生态旅游概念的4 个重要内涵：

第一，旅游对象是自然生态及与之共生的人文生态。由于中国悠久历史和人地密切关系，生态旅游对象不局限于自然生态系统，还包括自然区域中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文生态系统。

第二，强调旅游责任。一方面，管理者、经营者和旅游者应承担保护资源环境和促进当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另一方面，当地社区应承担保护资源环境和维护旅游氛围的责任。

第三，重视环境教育。生态旅游要能提高甚至改变游客的环境资源观和生活方式。

第四，旅游干扰的可控性。生态旅游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必须是可控的，使其对当地旅游资源、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1.2 特点和本质

通过对1493 篇文献中关于生态旅游特征表述的搜集、梳理，按照关键词出现频率和认同度，提取出自然性、环保性(保护性)等18 个关键词，排在前7位的依次是：自然性、环保性(保护性)、高品位性、可持续发展性、专业性、参与性、教育性(图6)。这与生态旅游的定义与内涵基本一致。

2 生态旅游资源

2.1 定义与类型

生态旅游资源是生态旅游得以开展的基础。杨桂华等(2010)认为，生态旅游资源是指以生态美为核心吸引力，在保护的前提下，能够为生态旅游发展所利用，进而产生持续综合效益的客体。生态旅游资源的核心特质是生态美、吸引力和可持续综合效益。国内学者按照资源生成机理、资源本质属性、资源开发导向、资源空间属性等标准，对生态旅游资源分类进行探讨(表3)，从各个方面揭示生态旅游资源的属性与特质，增强人们对于生态旅游资源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更加有利于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

2.2 评价内容与方法

国内生态旅游资源评价内容主要包括2 个方面：①生态旅游资源质量评价，包括自然景观评价、人文景观评价和环境质量评价；②生态旅游资源外部开发条件评价，包括客源条件评价、建设条件评价和旅游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而且国内学者对主要生态旅游资源类型都进行了评价，如滨海型、湿地型、山地型、森林型等。

常用的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方法有经验定性评价、单因子定量评价和多因子定量评价。早期生态旅游资源评价以定性评价为主，目前多采用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范式多为根据评价对象选择评价指标并对指标赋权，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单因子分析及多因子综合集成分析。主要的评价方法有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层次分析法(AHP)、特尔菲法、灰色评价法等(王力峰等, 2006;周文丽, 2007; 吕建树等, 2011)。其中，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是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的研究重点。魏延军等(2005)提出了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的6 个原则：简洁全面性、复合性、可操作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协调性，进一步设置了包括资源要素、环境与保护与生态安全、资源影响力、公众参与、地理气候条件等5 个方面的28 个指标的评价体系模型。刘红等(2005)按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构建了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的三级指标体系，并建立了生态旅游资源的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数学模型。

3 生态旅游市场

3.1 生态旅游者

广义的生态旅游者指到生态旅游景区的所有游客，这类界定虽然具有统计上的可操作性，但并不能体现出生态旅游者的特征和内涵；与之对应，狭义的生态旅游者，仅仅指到生态旅游景区的，且对环保与经济发展负有一定责任的部分游客(钟林生, 肖笃宁, 2000)。按照生态旅游者的潜在价值观、伦理观和生态意识的差别，可分为严格的生态旅游者、一般的生态旅游者和组织性生态旅游者(肖朝霞等, 2004)。生态旅游者识别方法可归纳为行为学方法、自我识别法、专家判别法和数学识别法四大类。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以行为学方法为基础的数学识别法是行之有效的生态旅游者识别方法(李燕琴, 2005)。目前，国内大部分研究在统计时采用相对简单的行为学方法，认为到达生态旅游景区的所有游客都是生态旅游者，但这种统计没有剔除掉有损环境的因素，无疑扩大了生态旅游的规模及其所带来的效益。

总结国内有关生态旅游者研究成果，可以勾画出中国生态旅游者的基本特征是：①生态意识。相对于传统大众旅游者，生态旅游者具有生态意识(曾菲菲等, 2014)。②行为特征。生态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时，带有环境保护意识，在吃、住、行、游、娱、购6 个环节中都很强调旅游与保护的和谐统一(钟林生, 石强等, 2000)。③旅游目的地偏好。走向自然是世界旅游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吴章文等,2004)，生态旅游者喜欢前往自然区域(如干扰相对少的自然保护区或森林公园)进行旅游活动(李燕琴等, 2004; 黎洁, 2005)，而为减少对当地自然环境和文化系统的影响，他们一般能自觉约束自己的旅游行为。④组织特征。国内生态旅游者更喜欢以团队(单位组织、旅行社组织)形式进行旅游(黄震方等, 2003)。

3.2 市场营销

目前，国内针对生态旅游市场营销的专门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多是对特定生态旅游目的地的营销理念及策略的探讨。周笑源(2004)认为，生态旅游市场营销是一种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社会市场营销观念指导下的旅游绿色营销方式，包含传播生态理念和产品营销两大部分。方卫武等(2010)从整合区域旅游管理系统、完善品牌管理体系、科学设计区域旅游形象、增加科技投入、利用网络营销、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提升服务质量、合理使用促销手段等方面提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市场营销策略。彭蝶飞等(2008)认为市场营销应准确定位生态旅游市场、打造文化品牌、开发精品线路、实行多方位营销渠道和手段并完善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与此同时，学者们普遍持有类似观点，认为目前国内仅把生态旅游当作一种市场营销的手段和方式，在旅游开发实践和经营管理过程中，很少真正践行生态保护理念，存在旅游设施非生态、管理非生态、与社区利益冲突等问题，既使得生态旅游景区失掉了不少本色，又对当地生态旅游资源与生态旅游市场产生破坏(庞少静, 2004)。

4 生态旅游开发

4.1 区域开发

中国地域辽阔，区域差异较大，因此跨区域生态旅游开发方面的研究在生态旅游研究中占据很大比重。较多学者对市域、省域甚至全国尺度的生态旅游开发提出构想，宏观尺度生态旅游开发研究通常从战略措施层面切入，提出指导生态旅游的开发对策和开发建议，例如中国森林、山岳或草原生态旅游等的开发对策等；又如以河北、内蒙古、西藏、海南旅游资源为例，探讨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及基本模式(陈海鹰等, 2010; 杨赛明等, 2010; 古格·其美多吉等, 2011; 张灿等, 2014)。还有一些对特定区域(如生态脆弱区、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展相对落后，决定了欠发达地区如果想要发展生态旅游，资金缺乏成为制约因素。目前，区域生态旅游开发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模式，如何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生态类型的生态旅游进行开发，开发到何种程度等，尚需进一步研究。

4.2 景区开发

在景区尺度，主要针对区位、资源、市场等开发条件，提出景区生态旅游开发方向和模式，以及开发思路的探讨、景观设计方案和生态旅游产品设计等(黄晓凤等, 2006; 张颖等, 2009; 王瑾等, 2014)。特别是那些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小、干扰抗逆性弱、资金不足的自然保护地，通过合理功能分区、社区参与、环境管理与教育等方式开发生态旅游，避免生态旅游目的地出现大众旅游和过度利用资源环境的情况，以最小的环境影响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由于景区尺度生态旅游开发的低门槛特点，导致许多不具有生态保护理念、不具备生态旅游经营资质的开发商和经营者大量进入，出于经济目的而过度建设旅店、餐馆、购物等旅游设施，出现在开发过程中背离生态旅游原则要求的情况(钟国平等, 2002)。

5 生态旅游作用与影响

5.1 生态旅游作用

旅游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对旅游地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是缩小城乡差别、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差别的很好途径(张东祥等, 2014)；同时，过度利用旅游资源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旅游，及其在当地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生态旅游作为一种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方式，由于同时具备“保护自然”和“社区受益”两大特征，在社区受益方面比传统大众旅游作用更为显著，常常作为缓解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居民生计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手段和工具(郭洁等, 2013)；生态旅游发展能够缓解当地的就业，也是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手段之一(郑耀星等, 2012)。但有学者对云南省玉龙雪山、河北省白洋淀湿地自然保护区、西藏自治区申扎县等旅游地的研究表明，这些旅游地在开展生态旅游过程中，与当地群众在收益分配上的矛盾有待于进一步协调(Tang et al, 2012; 徐正春等, 2012; 王瑾等,2014; 陈海鹰等, 2015)。与经济作用的直观明显不同，生态旅游对社会文化作用往往是隐性的，且易被人们所忽视。

5.2 生态旅游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旅游会给各类旅游地带来一定的环境污染、生态压力、景观破坏和社会文化变化，这已成为业界与学者的共识。国内学者对于生态旅游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主要有借鉴承载力、可接受改变极限(LAC)、生态足迹等理论测度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旅游活动对特定动植物、生物多样性、景观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影响的测度，容量调控和减缓负面影响的对策措施(李玉文等, 2007; 李军玲等, 2011;张春英等, 2012)。但在生态旅游环境监测、住宿餐饮等基础设施生态化评价、能源最优化利用和废物最小化以及对社会文化影响等方面研究较少涉及。

6 生态旅游管理与政策

6.1 生态旅游管理

生态旅游的管理是在保证生态旅游者的愉悦体验的同时，把生态旅游的各种负面影响降低的过程(张建萍等, 2009)。政府部门和经营者通常会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对策，加强部门合作，共同促进和实施生态旅游战略。生态旅游管理包含内容较多，如景区管理、环境管理、游客管理、社区管理等。目前，国内生态旅游景区的功能分区以及分区原则等基本上借鉴了Gunn 的分区模式，将旅游景区按照核心保护到开发利用划分为同心圆结构，符合国际上关于功能分区的通识(钟林生, 肖笃宁,2000)。面对生态旅游开发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研究者们纷纷从各个角度和领域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例如运用技术、经济、法律以及教育和行政手段，通过环境监测、影响评估和调控技术，协调旅游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互关系；或借助环境容量、生态承载力等测度，限制游客数量和游客行为，作为游客管理的主要手段。

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环境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学者们围绕游客环境教育的概念内涵、内容与形式、地位与功能进行探讨，但对环境教育手段与方法以及有效性研究较少，导致实践中环境教育功能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不利于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社区有效参与是生态旅游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对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艾菊红,2007; 吴兰桂, 2010)，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偏重国外研究成果介绍、社区参与重要性和必要性、社区参与影响因素、社区参与模式或类型、社区参与的政策机制等。

6.2 生态旅游政策规范

生态旅游开发和管理主要依据的法律是《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旅游法》等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法律。要使生态旅游真正服务于自然保护、生态旅游景区及其周边社区，国际社会通常的做法是进行生态旅游的认证(钟林生, 2005)。具有健全生态旅游认证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凭借其完善的生态旅游制度体系，能使生态旅游管理过程和生态旅游的开发实践在相对严格的制度框架内进行(黄继华等, 2009)。

钟林生(2005)、黄继华等(2009)分析了中国建立生态旅游认证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介绍了国际较为著名的NEAP、绿色环球21 等生态旅游认证项目，认为中国应以政府为主导，研究制定出适合国情的生态旅游认证标准体系和相关政策法规。中国在《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运营与建设规范(GB/T 26362-2010)》出台之前，缺少生态旅游标准以及相关指标认证的体系(杨彦锋等, 2007)，而且大部分的旅游企业只关注经济效益，在旅游设施和设备建设中缺乏环保理念，这些都是制约中国旅游企业进行生态旅游认证的关键因素。虽然中国国家旅游局与环境保护部自2013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景区层面的生态旅游认证工作，但企业等层面的认证实践与研究还有待开展。

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政策，要求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其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备受关注(蔡永海等, 2014)。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生态旅游是旅游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而生态文明是生态旅游发展的核心理念。目前的研究较多关注生态文明与生态旅游的关系，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等(舒小林等, 2013)。

资料来源：钟林生, 马向远, 曾瑜皙. 2016. 中国生态旅游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35(6): 679-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