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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月24日傍晚，被媒体称为“重磅来袭”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布，宣告“黑社会”已经进入党、政高层的反腐视野。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从最高领导人在十九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出人意料地宣称“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之后，中央政法委1月22日以牵头者的姿态高调专门召开扫黑除恶会议。紧接着，山东、黑龙江、江苏、广西……各地方“扫黑”报告接踵而至。一场席卷整个中国的“扫黑”行动正在开始。

中国自古有“黑白两道”之说，所谓“白道”就是从政，官方的意思；“黑道”指民间的“灰色”甚至为非作歹的力量。“黑恶势力”这个听起来很“匪气”的名词，跟官场似乎应该是不相关甚至不相容的存在，而实际上在官场的腐败类型中，不仅有“官商勾结”，更有“官匪一家亲”。

起底中国黑社会

对于黑社会，联合国的定义是有组织犯罪即为黑社会犯罪。中国古代早就有结社，也早就存在有组织的犯罪，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是近两三百年内才形成的。

之所以这麽说，是因为中国之前虽然江湖帮派林立，但是他们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建立，而是由少数人发起，采用中国传统的歃血结盟或者师徒传承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而且和官府以及普通民众多是各行其道、两不相犯。

“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九流本一家。”（三教俗称青红白的青帮、洪门和白莲教）晚晴时期，组织完善和具有一定活动力量的秘密会社开始在中国出现，并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金庸的武侠小说《鹿鼎记》中关于天地会的描述就掺杂了大量当时的史实资料。后来民国时期中国黑社会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思想意识多源于此。清朝灭亡后，整个中国社会进入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这些帮会逐渐从地下走向公开，并开始和政治权力勾结在一起。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大亨”控制了整个上海的毒品的渠道。图为青帮的两个领导人是杜月笙（右），张啸林（中）

中华民国时期，黑白通吃的黄金荣、军界上下通透的张啸林和精明的帮会生意人杜月笙，合伙创办了盛极一时的三金公司，不仅垄断上海法租界的鸦片贸易，还对进出上海的鸦片商收取鸦片价值的一成作为保护费……这个警匪合一、集黄赌毒一身的黑社会腾达于上海滩多年，并让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

这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黑社会最兴盛时期的典型一面。中央1949年建政之后，恩威并施打压了当时绝大多数的黑社会力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央的制度被认为对黑社会有天然的免疫能力。

“黑恶”危机隐现

但世间万物相克相生。随着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地方官注重经济发展而忽略基层的政治建设，导致基层政权溃败、治理失序、法治不彰，最终“中国版”的黑社会逐渐出现。

之所以叫“中国版”的黑社会，是因为同其他国家成熟的黑社会组织相比，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在总体上还停留在较低层面，组织也不够严密。更准确地形容应该是乡霸、县霸、区霸、市霸。即便是跨地区流动的组织，也只活动在异乡一角。警方称之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专家的见解是“初生的暴力型犯罪集团”。

中国社科院2016年的一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45%以上的农村的村委会，是由黑恶势力组成的。2016年11月，陕西、山西、广西、湖南、辽宁等地先后发生5起村民刺杀村官案件，引发舆论关注。分析认为，这些案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农村基层的黑社会化，即村官利用手中职权，私分国家补贴，侵占民众利益，迫使民众用“以暴制暴”的极端形式反抗。

不过随着官场腐败的盛行，原本只在底层社会的“黑恶”势力也逐渐向权力高层靠近。最典型也是这几年最为人熟知的应该就是2014年的刘汉案件。被坊间称为“矿业大亨”的刘汉，曾是四川最大的民营企业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上市公司金路集团董事长，旗下拥有数十家子公司，横跨金融证券、能源电力、房地产、矿业开发等多个领域，资产高达数百亿元，曾被福布斯杂志称为“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

在黑金撑起的“保护伞”下，刘汉还捞取到政协委员等各种政治身份，当地政界、商界、司法界人士都要让他三分。刘汉甚至在当地政坛被称为“第二组织部长”，一些官员想“进步”，找刘汉比找领导还有效。

2014年8月7日上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咸宁市对刘汉等上诉案依法公开宣判，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与此同时，刘汉的资本积累过程充满血腥，他的“黑金帝国”涉嫌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严重刑事犯罪案件数十起，造成9人死亡。刘汉之所以能一边“打打杀杀”，一边道貌岸然，皆是因为其背后的“贵人”，就是曾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最后走到中央权力顶层、成为政治局常委之一的周永康。

刘汉案件虽然是中央反腐风暴中的特例，是黑社会案件中少见的高级形态的特大黑社会。但是它向中央证明了中国黑社会从初级阶段向高阶形态发展的势头已经出现。

反腐层层递进 自2012年12月4日推出“八项规定”以及两天之后宣布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中央反腐早已经拉开帷幕，但是为何直到今天才宣布将反腐范围辐射到“涉黑组织”及其背后的“保护伞”？

观察十八大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以来至今的反腐步骤可以发现，中央的反腐采用层层推进的策略。2012年底十八大刚落幕，中央反腐就自最核心也是最难的党政军开始，4年之后，即2016年底官场开始在经济领域打击“金融大鳄”，调整资本市场的运作秩序。

虽然中央高层直到十九届中纪委二次全会方才宣布，开始将目标重点投向涉黑组织及其背后的官员，但是相关准备早已开始。

广东省2017年初播放的反腐片《永不懈怠的斗争》里提到，该省委巡视组到潮州巡视时，遭到黑社会威胁“钱搞不定有女人，女人搞不定用刀”。同一时间段，尚未卸任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内部会议上表示，中央将加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决不允许其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侵蚀基层政权”。

对于今天的中央政权而言，无论是绝大多数还在基层的各种“霸”，还是少数走向权力高阶的各种“黑”，他们的存在不仅伤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还加速官场腐败和乱政，进而恶化政府与民间的关系，造成我党的困局。他们既是社会良性运作的“拦路虎”，也是衡量中央制度性反腐和法治建设实效的“温度计”。

当最高领导人在十九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喊出“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的时候，上周敏感的小编早就意识到这是中央反腐的又一新动向发表过一篇文章，这也是中国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的必经之路。